但科學派有幾個人顯然殺紅了眼，不支持科學就不行，何況還是你梁啟超這種學術大咖。
胡適一點不讓，寫文道：“孔墨先後並起，梁先生您說說，如果您認為孔子代表中國，難道墨子是個西洋人？”
胡適他們這麼激動，其實很好理解，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場論戰關乎國本。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科學”與“民主”兩個大旗一個都不能少，於是胡適又說：“科學在中國還沒有顯現好處，就遭到了攻擊。‘玄學鬼’不打不行了，有識之士必須出來‘替科學辯護’。”
玄學派的林宰平（此君後來入了清華研究院）迅速針鋒相對地說：“十年前‘科學萬能論’沒有必要反駁，寧可講得過火些也無妨，因為不如此則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但現在正因為大家都知道科學重要，就需要徹底反思其發揮作用的領域和真正價值所在了。”
實際上仔細想想，玄學派的這些觀點都是站在哲學角度上，沒有錯誤。
不過林宰平的身份確實不如梁啟超，胡適等著任公回話呢。
胡適發文的十天後，梁啟超才進行回複：“過往我也有胡適之先生同樣的想法，但歐戰之後，我曾親自前去考察，結果並不如我所想。
“當時歐洲那些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著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反倒帶來許多災難。……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的一個大關鍵。
“至於諸君所探討之人生問題，我認為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的。卻有一小部分——或者還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學的。
“無論科學發展到何種地步，‘愛’與‘美’始終超脫於科學之外。科學帝國的版圖和威權無論擴大到什麼程度，這位‘愛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遠保持他們那種‘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諸侯’的身份。”
梁啟超有幾十年的豐富辯論經驗，當年可以一人獨擋章太炎、孫先生、胡漢民、汪兆銘一群大佬的圍攻，一出手就很難攻破。
不過胡適等人還是進行了反對：“神州沉淪，除了企盼科學與民主還能企盼什麼？先生把戰爭對歐洲文明的重挫歸咎於科學與物質文明，不是李代桃僵，又是什麼？”
這個論點同樣非常犀利，並沒有攻擊梁啟超的結論，而是直指梁啟超的論據。
張君勱不甘示弱，繼續說：“你們認為科學萬能，難道沒看過剛剛訪華過的羅素先生那篇《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嗎？”
這又是個玄學派非常有力的論據。
不到一個月前，羅素在英國與遺傳學家霍爾丹剛好也進行了一場論戰。
霍爾丹先發了一篇文章，以希臘神話中的巧匠代達羅斯為隱喻，宣稱科學將向傳統道德提出挑戰，在科學探索的路上無須任何顧忌。主要就是“無需任何顧忌”這一點，霍爾丹舉了很多看起來非常驚世駭俗的觀點，比如迷幻藥物的臨床應用通過藥物增強人的膽量或耐力（以培養勇敢的士兵和不知疲倦的工人），通過化學方法延長婦女的青春，借助生理學而不是監獄來處理邪惡本能，還有無性生殖、試管嬰兒、優生控製，甚至暗示了人獸雜交和安樂死。
（不得不說，很多東西後來還真實現了……）
羅素反對他的觀點，寫了《伊卡洛斯，或科學的未來》來回應。
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是伊卡洛斯的父親。
代達羅斯在雅典犯下殺人罪後逃到克裡特島避難，為當地統治者米諾斯王修造囚禁牛頭怪的迷宮，又用鳥羽和蜂蠟為自己和兒子伊卡洛斯製作了飛天的翅膀。飛行途中伊卡洛斯罔顧父親的囑托，飛得太高而被太陽熔化了翅膀，最終墜海身亡。
羅素借此說：
“伊卡洛斯在父親代達羅斯指導下學會了飛行，由於魯莽而遭到毀滅。我擔心人類在現代科學人的教育下學會了飛行之後，亦會遭遇相同的命運。
“科學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更多的自我控製，更多的愛心，或在決定行動之前克製自己激情的更大力量。它使社會獲得了更大的力量，去放縱自己的集體激情……
“因此，現在所有使人得到放縱激情之力量的東西都是邪惡的。這就是科學可能導致我們文明毀滅的原因。”
不過羅素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的是警告人類對科學的濫用將導致毀滅性災難，雖然論據和論點也很站得住腳，但和現在科玄之爭的人生觀問題有點不相乾。
而且其實國內的科學派反對起來很容易：“寧可如你們所說，被科學所毀；也不能裹足不前，因科學落後而被列強所毀！至少科學強，可與列強並駕齊驅。”
兩邊激戰正酣之時，半路又殺出來另一派，以一枝獨秀陳仲甫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但從他們的主要觀點看，大體可以認為站在科學一派。
但仲甫先生看得較為透徹：玄學一派雖然結論不差，但確實不應該把一戰歸咎於科學，因為歐洲的文藝複興，本來就是緣於黑死病席卷歐洲後對人的重視，科學的發展最初也是想通過機械解脫人力，因為歐洲人死得太多了。
而胡適等人又過分看重“科學萬能”這個底牌，在思想深度上並沒有本質的超越。
所以仲甫先生感歎了一句：“隻可惜一般攻擊張君勱、梁啟超的人們，表麵上好像是得了勝利，其實並未攻破敵人的大本營，不過打散了幾個支隊，有的還是表麵上在那裡開戰，暗中卻已經投降了”。
——是一個諷刺味十足的判斷。
說到底，大家都認為站在科學頂流的是李諭，想問問他的觀點。
李諭這段時間靜觀其變，已經積壓了很多編輯部的求稿。
是時候做個小小的總結了。
如果從結果看，這場論戰顯然是科學派贏了。
主要是玄學派生不逢時，談心論性與中國的嚴酷現實存在太大反差，質疑科學的適用尺度不啻於反對科學，所以才會激起科學派的強烈駁斥。
但要是單獨拎出玄學派的問題，即科學能解決人生觀嗎？“科學”派沒有勝算，也沒有一位學者給出全麵和令人信服的肯定答案。
李諭慎重思考後，提筆寫道：
“過往上千年，不管科學還是人文社會，都與確定性離不開關係。萬事萬物似乎必有法則。
“但這些年科學的進展很清晰地顯現出不確定性的，無論解釋自然規律的物理學還是嚴謹的數學。這種不確定性很快蔓延到了文化、藝術等領域。
“很多問題似乎也沒有確定性的答案。這個世界好像就是這樣無法預測，充滿混沌。
“而要是站在一個更高的緯度，其實科學與人文本來就不是相分隔的。
“所以我認為，玄學，或者說哲學，與科學的合作，無論為知識或為人生，都不可或缺。強行讓二者分離，隻能讓二者同受災害。從人類知識發展的曆史方麵看去，科學促成玄學，玄學幫助科學，是顯著的事實，也是知識界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如同我說過多次的那句話，
“沒有科學的人文，是濫情的；
“沒有人文的科學，是傲慢的。
“隻有相輔，才能相成，不是嗎？！”
這篇有點“和稀泥”的文章最後，李諭還俏皮地加了一句：“隻討論人生觀是不是也不夠，還有世界觀與價值觀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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