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汪直平反？”
“汪直有什麼反能平！？”
主席的皇帝還未來得及說話，就已然是此起彼伏的質問聲。
朱翊鈞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樣，伸手掏了掏耳朵，饒有興致地看著栗在庭——有人頂在前麵，他就不急著表態了。
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平的反。
汪直其人，乃是嘉靖年間的海賊，“號眾十萬，擁賊船大小千餘，霸萬裡海域，蔽然無忌。”
當然，這是文人特有的誇張說法，但無論如何，有明以來的海賊之首，絕對非汪直莫屬。
其人有盜道而納部眾，聚海賊以據島嶼，頗尚信而設私市。
最關鍵的是，汪直跟彆的海賊不一樣，一門心思做生意，非但不打家劫舍，還會主動配合官府，剿滅破壞營商環境的海賊——“比有盧七、沈九誘倭入寇，突犯錢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等移檄汪直等拿賊投獻，姑容互市，汪直脅倭即拿盧七等以獻。”
護航洋道，接納夷商；安撫百姓，保駕海貿；配合官府，剿滅不法，以至於海寇信之，百姓愛之，雖夷主亦愛服之。
嘉靖三十年前後。
汪直背靠海道副使丁湛，廣納亡命，徹底把控了佛葡萄牙入朝海路，頻繁與日本貿易往來，葡萄牙火繩槍便是以其為樞紐，由日本仿了去。
汪直甚至在蘇杭等地開設據點，經營互市——“番船出入，關無盤阻，而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公然無忌。”
當然，汪直勢力龐大到如此地步，浙江道副使這個級彆就不夠看了。
肥羊嘛，定然是會被重拳出擊的。
嘉靖三十二年，俞大猷偷襲瀝港，汪直大敗，遂遁逃日本。
山中無老虎，汪直一入日本，人生又達到了另一個高峰，“據居薩摩洲之鬆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鹹有名號，控製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
赫然是做起了海賊王。
直到嘉靖三十六年，浙直總督胡宗憲許諾“開設互市”詔安汪直，後者一門心思想著做生意，這才主動回國。
當然，胡宗憲區區總督，壓根沒資格決定這種稱王建製的反賊能否詔安。
世宗皇帝年紀越大，越忌諱反賊。
於是，嘉靖三十八年，入獄一年多的汪直，在浙江被明正典刑。
直到死前，汪直還在獄中陳情，表示一生從未為非作歹，生為互市，死為互市，希望朝廷寬恕寬恕，以“效犬馬微勞馳驅，願為朝廷平定海疆。”
距今不過二十年的事情，還沒到記憶模糊的時候，群臣對汪直的情況同樣再清楚不過。
也正因如此，方才還準備致仕的張瀚，此時情緒最為激烈“汪直僭號曰宋，自稱徽王，如此稱王建製而受典刑，莫非還是冤了他不成？”
汪直該不該殺，張瀚是最有發言權的——嘉靖三十七年廷議此事，作為兵部侍郎的張瀚，是真的發言過。
栗在庭神情坦然，直麵這位刑部尚書的不滿。
張瀚這般態度，屬實意料之中。
與王安石不同，那畢竟是前宋的是是非非，大家隔岸觀火好歹能說句公道話。
汪直就不一樣了，張瀚在兵部的卷宗上，明確做過批示，言其“上有乾乎國策，下遺毒於生靈”。
要是給汪直平反，張尚書的臉麵也不好看。
而栗在庭麵對這番質問，隻肅然點頭“冤者，屈也，當初朝廷許汪直以不死，其受誘回國後，卻遭梟示，豈非屈耶？”
這話漏洞不小，立刻被禮部尚書汪宗伊抓了去“栗部堂不要模糊其詞，分明是胡宗憲用計，許以汪直不死，如何能說得像中樞許諾過一樣。”
這時，向來不議論政事的王世貞突然插話“總督總督，總而督之，胡宗憲轄製南直隸、浙江、福建等處大小事，難道在海賊麵前還代表不了朝廷？”
場麵赫然是一分為二了，朱翊鈞不由嘖嘖稱奇。
汪宗伊這老學究對汪直這般遁逃國外，僭越稱王之人，抱有樸素的厭惡，這反應不足為奇。
而王世貞，奔走十數年為父伸冤，可對平反之事沒什麼忌諱。
再者，王世貞著《倭誌》，一早就銳評過此事。
當然，他沒敢說朝廷不厚道，隻把鍋扔在了胡宗憲頭上，恨其沒給中樞說明情況——“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
並且隱晦表示，汪直冤死，使得“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
曆史太近就是這樣，不好評論，大家各有各的賬目，各有各的立場，自然也說不上什麼公道話。
朱翊鈞餘光瞥見張瀚麵含隱怒，一副蓄勢待發的模樣。
見狀，他連忙履行控場職責，輕咳一聲“國家大事，冤不冤的，不宜在此處討論，栗卿不妨直言，汪直案與海運有何關係？”
政事嘛，上價值的事往後稍稍，陳說利弊才是題中應有之義。
張瀚的話被憋了回去，王世貞也默默住嘴。
栗在庭順勢接過話茬“回稟陛下，此事說來話長。”
他頓了頓，斟酌言語長話短說“臣奉命籌建福建市舶司，如今衙門、港口、航線、外藩、海商等諸多事，概已完備。”
“沿襲祖宗成法，沿海去處，下海船隻，由市舶司發放號票文引，許令出洋。”
“循正德十二年舊例，命出海商船，及番國進貢並裝貨泊船，榷十之二。”
明朝海禁二百年，品種和目的都大不相同，什麼祖宗成法都能找到。
明初太祖年間，海禁多是出於防倭。
概是“禁民海捕魚，以防倭也”、“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見有者，限以三月銷儘”這種臨時性的政策。
在倭寇消退後，成文的明令隻是禁止“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
這裡的違禁貨物在大明律中有一個名錄，隻有“馬牛、軍需、鐵貨、銅錢、緞匹、綢絹、絲綿”各項。
顯然，還隻是出於國家安全考量，至少三桅以下的船，以及違禁外的貨物，是允許貿易往來的。
基本態度就是，海貿是什麼我不知道，反正要防倭。
到了永樂年間，便開始“發票”，也就是登記發放許可證，才會允許船隻出海貿易。
譬如福建，將朝貢與海商出海分開管理——“福建市舶專隸福州，惟琉球入貢一關白之，而航海商販，儘由漳、泉，止於道府告給引文為據。”
而沒有拿到票號的小商民，連遠洋船都不能擁有，一律改為不能遠洋的平頭船。
到這裡，實質上就是在壓製民營海商，主要目的也很清楚，為官營讓步，搞壟斷嘛。
基本態度就是，我知道海運很好，所以隻能我自己搞。
正因如此，同時期的鄭和就搞得如火如荼，官船更是頻頻出海。
但鄭和之後，海貿的風向，便急轉直下。
一說此事招引倭寇，侵犯邊防，一說海貿虧本買賣，勞民傷財，甚至有說朝實物完稅，海貿動蕩稅基的說法。
於是，宣宗皇帝以下，真就信了這些進言。
連官營海貿也不再提及，隻能眼巴巴等著外藩朝貢，堪合貿易。
等到成化年間，憲宗再想搞海貿攬財的時候，立刻便是群議洶湧。
兵部尚書劉大夏，乾脆說出了鄭和下西洋害死了上萬人的說法——“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奪寶而歸，於國家何益？”
此時的朝廷，基本態度已然變成了，海運很壞，誰都彆搞。
當然，也正是這個時候，勳貴官吏們的走私，蒸蒸日上。
廣東總兵柳景，將麾下軍需儲備的硫磺、硝石，打包賣去了越南。
南直隸魏國公府夥同浙江海道禦史，挪用“餘價官鹽”，巴巴跑去跟弗朗機人兌換香料。
這種中樞想乾都說虧本，朝臣私下又趨之若鶩的情況，一直到武宗皇帝當國之時。
正德三年，海貿事有了轉機，一場聲勢浩大而綿延日久的“禁通之爭”，自然而然地開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監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無所事事者也”的模樣，主動在不是朝貢的時間點，迎接藩船，並且奏請將藩船抽稅後上岸。
禮部當頭一棒，嗬斥其“妄攬事權，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謂前赴後繼，繼任的太監畢真，再度上奏攬權，“舊例泛海諸船，俱市舶司專理，邇者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舊便。”
當然，這種出於內廷攬財的動機，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許往來，私通貿易，番舶非當貢年，驅逐遠去。”
火一旦燒起來，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開，土官流官、中樞地方、東南沿海，先後下場，掐得是頭破血流。
任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上奏允許船舶通航，並對往來船舶實施抽分之法；廣東右參議陳伯獻當即上疏彈劾上司吳廷舉，言此舉“使奸民數千駕造巨舶，私置兵器，縱橫海上，為地方害。”
對此，禮部認同了後者的做法，“令撫按等官禁約番船”；而廣東巡撫林廷選等人，則是對禮部的命令置若罔聞“因循未止”。
浙江大戶，故太子少保何詔的次子禦史何鼇，高舉外藩威脅論，言外藩“前年駕大舶突進廣平省下，銃炮之聲，震動城廓”；而時任廣東都禦史的陳金，反唇相譏“海貿開源，以備軍餉之用，可仿製銃炮。”
這場爭鬥一直持續了十餘年。
從正德三年開始，兩派撕咬不斷，政策搖擺不定。
直到正德十六年，武宗皇帝崩於豹房。
皇帝駕崩的第二天，內閣首輔楊廷和，便下令驅逐在京外藩——“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
廣東地方也終於結束了搖擺，對弗朗機人實施搜捕，甚至引發了震動一時的廣東屯門海戰，以一種轟轟烈烈的方式，宣告了正德海爭的結束。
當然，雁過留痕，正德開海雖敗，但好歹是留了些曆史文件下來。
也就是如今栗在庭口中的祖宗成法。
“榷十之二！？”
這稅數，高得有些嚇人。
直讓王國光豁然轉過頭，緊緊盯著栗在庭。
申時行也露出驚訝的神情，栗在庭究竟在福建如何縱橫捭闔，竟能從容榷十之二！？
成法歸成法，不可能拿來就能用，前宋還動輒海稅年入百萬兩呢。
今時不同往日。
要知道，高拱主持的隆慶開海，阻力重重，隻開了一個泉州月港，不僅將稅收托付給地方留存，作為軍餉，甚至年收稅也不過“一萬餘兩”，跟打發叫花子沒什麼區彆。
開了兩年後，外藩來朝的船隻有所增加，關稅多收了些。
福建地方立刻上奏，言及“餉驟溢至二萬九千兩，實涸澤而漁”，此後便一直停在了三萬兩這個數目。
跟這對比起來，榷十之二，可真是好大一筆錢。
國初時，太祖隻收海貿六分稅，海稅也沒有低於十七萬兩的時候。
栗在庭沉著地點了點頭“外藩，以及海商……我是說民商，日夜求互市而不可得，哪怕十之二亦是趨之若鶩。”
“抽稅之事，我業已與福建諸商行、藩屬達成了共識。”
他稍微解釋了一句，而後繼續說道“如今彼輩唯一的顧慮，便是朝廷的態度。”
“生怕朝廷舉棋不定，行而又廢，乃至引蛇出洞。”
“再加上有心之人鼓噪，福建坊間‘寧信走私，不信舶司’的民謠，幾乎都唱開了。”
“哪怕我親自出麵作保，彼輩卻唯恐我是胡宗憲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