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斥公電私充之弊
公職當懷赤子心，
何堪小利蝕清襟。
公車樁下偷能量，
私駕艙中藏貪心。
蟻穴潰堤終有訓，
蠅營損節豈無箴。
新規已堵涓埃漏，
更整衣冠正紀箴。
……
賞析：
從“公電私充”看古典詩詞中的“戒貪”主題與治弊智慧
南京經開區查處“公電私充”事件，看似是“蹭一度電”的小事，實則折射出“小節不守、大節難防”的廉政風險。紀工委以“抓早抓小”的態度堵疏結合，既彰顯了紀律的剛性，也體現了治理的溫度。這一現代廉政案例，與唐詩宋詞中反複吟詠的“戒貪”主題、“治弊”智慧一脈相承——古人以詩明誌、以詞警心，將對“公私分明”的堅守、對“微腐必防”的警醒融入筆墨，為今日的廉政建設提供了跨越千年的文化注腳。
一、“公電私充”的本質：從“私車公養”看“公私之辨”的千年命題
南京經開區紀工委明確指出，“公電私充”是“私車公養”的新變種，本質是“公私不分”。這一判斷直擊核心，而“公私之辨”正是中國傳統廉政文化的核心命題，唐詩宋詞中對此多有深刻闡釋。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寫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以強烈的對比揭露了統治階級“損公肥私”的奢靡——當權貴們揮霍公家資源滿足私欲時，底層百姓卻在饑寒中掙紮。這裡的“公”是社稷民生，“私”是豪門私利，杜甫的憤怒，本質上是對“公私倒置”的批判。而“公電私充”中，個彆乾部將公家充電樁變為“私人福利”，看似危害不及“朱門酒肉”，但本質都是“化公為私”的貪念作祟，正如詩中“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所警示的：忽視小貪小占，終將釀成民生之患。
蘇軾在《六事廉為本賦》中更直接提出“廉者，政之本也；貪者，政之賊也”，將“廉”與“貪”視為治國理政的根本對立。他在杭州任上時，重修蘇堤、疏浚西湖，始終堅守“公器不私用”，甚至自掏腰包補貼公務，留下“蘇堤春曉”的佳話。反觀“公電私充”者，把公務充電樁當作“免費午餐”，恰是對“公器私用”的縱容。蘇軾在《黠鼠賦》中以“鼠黠”喻“人貪”，說“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人能抵禦大的誘惑，卻常在小事上失節，這與“公電私充”者“自以為是小事小節”的心態如出一轍，足見千年以來，“貪念由小起”的人性弱點從未改變。
白居易的新樂府詩更以“即事名篇”的寫實風格，聚焦基層“微貪”之弊。《賣炭翁》中“半匹紅綃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揭露了宮使借“公權”巧取豪奪百姓私產的行為；《觀刈麥》中“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則以自警的口吻反思“為官者當如何對待公家俸祿”。這些詩作揭示的“公權私用”“小貪聚弊”，與今日“公電私充”的邏輯完全一致：都是借助職務便利，將公共資源轉化為私人利益。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批判現實的精神，與今日查處“公電私充”、整飭“微腐敗”的行動，本質上都是對“公私分明”原則的堅守。
二、“抓早抓小”的治理：從“防微杜漸”看古典詩詞中的治弊智慧
南京經開區紀工委對“公電私充”者運用“第一種形態”批評教育，並推動修訂管理辦法、加裝收費充電樁，體現了“堵疏結合、防微杜漸”的治理思路。這種“抓早抓小、防患未然”的智慧，在唐詩宋詞中也有豐富的表達，尤其體現在對“慎初”“慎微”的強調上。
劉禹錫在《贈元九侍禦文石枕以詩獎之》中寫道：“文章似錦氣如虹，宜薦華簪綠殿中。縱使涼飆生旦夕，猶堪拂拭愈頭風。”詩中以“文石枕”喻“廉政之器”，強調“日常拂拭”的重要性——正如石枕需常擦才能祛病，廉政建設也需常抓不懈才能防弊。這與“公電私充”事件中“日常監督檢查”的做法不謀而合：紀工委通過常態化監督及時發現問題，避免“小錯釀成大錯”，恰是“日常拂拭”的現代實踐。劉禹錫在《聚蚊謠》中更以“聚蚊成雷”警示“小惡彙聚成大患”，“沉沉夏夜蘭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蹭電”行為，若不及時製止，便會形成“法不責眾”的歪風，這正是紀工委“抓早抓小”的深層考量。
李商隱的詠史懷古詩常以“前朝之鑒”諷喻“當下之弊”，《隋宮》中“乘興南遊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批判隋煬帝因“小節不檢”最終導致亡國；《賈生》中“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則諷刺漢文帝忽視治國根本、沉迷旁枝末節。這些詩作都在強調“治弊當在初”——若在問題萌芽時放任不管，終將積重難返。南京經開區推動修訂《公務用車使用管理辦法》，從製度層麵堵塞“公電私充”漏洞，正是“防患於未然”的製度設計，與李商隱“以史為鑒”的治弊思維一脈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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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詞中，辛棄疾的《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以“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喻“人才流失、弊政蔓延”，感歎“弊政若不早除，終將不可收拾”；陸遊的《書憤》中“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則以自身經曆警示“治弊需趁時”。這些詞句中蘊含的“時不我待、防微杜漸”的緊迫感，與今日對“微腐敗”零容忍的態度高度契合——“公電私充”雖小，卻是“車輪腐敗”的新變種，若不及時整治，便會侵蝕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這正是“抓早抓小”背後的政治智慧。
三、“堵疏結合”的溫度：從“仁政利民”看古典詩詞中的治理情懷
南京經開區在查處“公電私充”的同時，督促加裝8台私家車收費充電樁，為乾部職工“上班充電、下班用車”提供便利，這種“堵漏洞”與“解民需”並重的做法，體現了“嚴管與厚愛結合”的治理溫度。這種“仁政利民”的情懷，在唐詩宋詞中更是被反複吟詠，成為中國傳統治理思想的核心要義。
杜甫一生追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民生理想，其詩作中始終貫穿著“治政當以民為本”的理念。《春夜喜雨》中“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以“春雨潤物”喻“善政利民”——好的政策應當像春雨一樣，在百姓需要時及時到來。南京經開區加裝收費充電樁，正是“知民所需、解民所困”的“及時雨”：既製止了“公電私充”的違規行為，又滿足了乾部職工的合理充電需求，避免了“一禁了之”的簡單化治理，這與杜甫“利民之事，絲發必興”的民生情懷完全一致。
白居易的《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中“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直白表達了“為官者當與百姓同甘共苦”的擔當。他在任蘇州刺史時，“始到官時，逢鹽荒，人相食”，便立即開倉放糧、減免賦稅，同時改革鹽政，既打擊“鹽商囤積”的弊政，又保障“百姓吃鹽”的需求，這種“堵疏結合”的治理方式，與今日處理“公電私充”的思路如出一轍。白居易主張“治弊當不違民願”，若僅禁止“公電私充”而不解決充電需求，便會引發抵觸情緒；加裝收費充電樁，則實現了“合規”與“便民”的雙贏，這正是“以民為本”治理思想的現代體現。
蘇軾在《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棗花》中描繪“牛衣古柳賣黃瓜”的鄉村圖景，感歎“人間有味是清歡”，其治理理念始終是“不擾民生、順應民需”。他在徐州任上，遇黃河決堤，既組織軍民築堤防洪堵漏洞），又開倉放糧、招募流民修複農田解民困），最終穩定了局勢。南京經開區的“工作提示函”與“收費充電樁”並舉，本質上也是“堵”與“疏”的結合：“堵”的是違規行為，“疏”的是合理需求，這與蘇軾“治政當如水，既能載舟，亦能導滯”的智慧高度契合。
四、文化傳承與現代啟示：從古典詩詞看廉政建設的永恒價值
“公電私充”事件雖小，卻折射出廉政建設的永恒命題：如何堅守“公私分明”的底線，如何踐行“防微杜漸”的智慧，如何平衡“嚴管厚愛”的溫度。而唐詩宋詞中蘊含的“戒貪”思想、“治弊”智慧、“利民”情懷，為今日的廉政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撐。
李白在《贈從弟宣州長史昭》中寫道：“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強調“廉政當靠自覺”——真正的廉潔，源於內心對“義”的堅守，而非單純的外部約束。南京經開區的批評教育與製度修訂並舉，正是“內外兼修”的治理：既通過製度“堵漏洞”，又通過教育“樹信念”，讓乾部從“不敢貪”轉變為“不想貪”。杜甫的“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則為黨員乾部樹立了“公而忘私”的精神標杆——當乾部心中裝著“黎元”，便不會為“一度電”的小利所動。
宋詞中，包拯的《書端州郡齋壁》“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堪稱古代廉政宣言：“清心”是治理的根本，“直道”是立身的準則。這與今日“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要求高度一致——“清心”便是守住初心，“直道”便是堅守正道。南京經開區修訂管理辦法、加裝收費充電樁，正是“直道而行”的體現：不回避問題，不搞“一刀切”，以務實舉措解決實際問題，讓廉政建設既有力度，又有溫度。
從“公油私加”到“公電私充”，腐敗的形式在變，但“貪念”的本質未變；從唐詩宋詞的“戒貪”警言到今日的廉政新規，治理的手段在變，但“公私分明”“以民為本”的核心未變。正如王安石在《商鞅》中所言：“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廉政建設的關鍵，在於“信誠”——既要以製度立信，讓公眾相信“違規必受懲”；也要以行動踐誠，讓乾部感受到“組織有溫度”。南京經開區的實踐，正是以“信誠”為紐帶，將古典詩詞中的廉政智慧轉化為現代治理的有效舉措，為新時代廉政建設提供了“古為今用”的生動範例。
“毛毛細雨濕衣裳，點點貪念毀名節”，這句警示語既是對“公電私充”者的告誡，也是對所有黨員乾部的提醒。而唐詩宋詞中那些閃耀著廉政光芒的詩句，如明燈般穿越千年，仍在提醒我們：廉潔，是為官者的立身之本；利民，是執政者的初心之歸。唯有堅守“公私分明”的底線，踐行“防微杜漸”的智慧，永葆“以民為本”的情懷，才能築牢廉政防線，贏得百姓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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