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暗的房間裡，蘇明心指尖懸停在屏幕上方，那條來自未知號碼的信息像一根滾燙的針，刺穿著屏幕的冷光。
“我叫周曉，姐姐叫周晴。我看到了光圈……我怕。”
沒有求救，沒有控訴，隻有最原始的恐懼。
蘇明心深吸一口氣，壓下那股幾乎要脫口而出的“我們會幫你”。
她知道，這句話是一劑甜蜜的毒藥，能暫時安慰對方，卻也會剝奪她最後的力量。
承諾太輕易，會讓人忘記自己還能行走。
她沒有回複那條信息。
相反，她打開了另一個加密頻道，在“火種”計劃的核心成員群裡，發出了一個全新的構想——“陪伴者計劃”。
“我們不當救世主，我們隻做陪伴者。”她的指尖在鍵盤上飛速敲擊，每一個字都帶著不容置疑的冷靜，“招募對象，必須是曾經從‘綠洲’或類似精神控製環境中成功掙脫的幸存者。他們最懂那裡的黑暗，也最明白走出來的每一步有多艱難。”
“我們的任務不是把人拽出來，而是當她們想往外挪動一厘米時，告訴她們，我們在這裡，看得見你的努力。”
三天後，第一批十位“陪伴者”完成了線上培訓。
蘇明心親自主持了最後一場會議，她的聲音通過加密線路傳到每一個終端，清晰而堅定：“記住我們的鐵律：第一，絕不替她做任何決定，哪怕那個決定在我們看來愚蠢又懦弱。第二，絕不評判她的反複和動搖，因為那是求生本能的拉扯。第三，我們隻提供信息和支持，告訴她，每一個選擇都值得被尊重，包括選擇留下。”
會議結束，她將周曉的聯係方式發給了其中一位代號“燈塔”的陪伴者。
又過了三天，深夜，蘇明心收到了“燈塔”發來的第一條工作日誌。
信息很短，卻重如千鈞。
“目標今天在簽署‘情緒穩定承諾書’時，第一次說出了‘我不想簽’。辦公室裡一片死寂，我能想象到那種壓力。我在加密通訊器裡，沒有為她鼓掌，沒有說‘你好棒’，我隻回了三個字——‘我陪你’。”
蘇明心看著那三個字，仿佛看到了在無邊黑暗中，一粒微弱卻頑固的火星，終於被小心翼翼地嗬護著，燃起了一絲微光。
這微光，比任何熊熊燃燒的複仇烈火，都更讓她感到心臟滾燙。
與此同時，千裡之外，林景深正盯著一份采購清單，眼神比窗外的冬夜更冷。
清單來自一個偏遠貧困縣的衛健係統，上麵赫然列著近三個月來頻繁采購的大批量鎮靜類和抗焦慮類藥物。
奧氮平、氯硝西泮……這些精神科的常用藥，在這裡卻走了“扶貧醫療專項資金”的賬目。
這筆錢，本該用於鄉村診所的設備更新和貧困戶的醫療補助。
林景深的助理低聲問：“林總，這是典型的資金挪用，直接向紀委舉報，一查一個準。”
“不，”林景深緩緩搖頭，指尖在“綠洲二號點”的標記上點了點，那個地點，恰好就在這個縣的轄區內，“舉報，隻會讓他們換個名目，把賬做得更乾淨。我要的不是抓幾條小魚，我要看清楚，是誰在下遊織了這麼大一張網。”
他沒有拿起舉報電話，而是以“景行公益基金會”的名義，向該縣政府遞交了一份合作申請。
項目名稱聽起來冠冕堂皇——“基層醫護人員心理健康支持項目”。
申請書中，林景深言辭懇切，表示願意全額出資，為該縣所有基層醫護人員提供為期半年的免費心理谘詢服務，以緩解他們的工作壓力。
對於一個急需政績和外部資金的貧困縣來說，這無異於天上掉餡餅。
審批一路綠燈。
一周後，林景生團隊裡最資深的幾位心理谘詢師，以基金會專家的身份，低調入駐了該縣的中心衛生院。
林景深隻提了一個要求：每一次谘詢結束後，谘詢師和被谘詢的醫生，都必須共同填寫一張標準化的匿名反饋表。
表格設計得極其繁瑣，大部分是關於谘詢效果的量化打分，看似隻是為了項目評估。
真正的殺招，藏在表格最下方那片不起眼的空白區域——“其他需要反饋的意見或困惑”。
前兩周，一切風平浪靜。
收回的表格上，那片空白乾淨得像從未存在過。
直到第三周的周五，一張折疊得有些用力的表格被送到了林景深手中。
正麵的量化打分中規中矩，但翻到背麵，在那片空白處，用一種極力克製的筆跡，寫著一句話：
“今天，我有一個病人，她偷偷塞給我一張紙條，求我彆讓她回去。她說，那個地方會讓人忘記自己是誰。”
字跡的末尾，因為用力，幾乎要劃破紙背。
林景深將這張表格原件抽出，放進一個牛皮紙袋，用火漆封存。
然後，他將複印件裝進另一個信封，收件人地址寫的是——國家衛健委信訪辦公室。
信封上沒有寄件人信息，沒有多餘的陳述，隻有他用打印機打出來的一行字，貼在複印件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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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查，到底是誰在替人‘忘記’買單。”
京城，一場規格極高的閉門政策研討會在某機關內部會議室舉行。
主題是“社會情緒治理與創新模式探索”。
與會者非富即貴，皆是手握實權的地方大員或政策研究的權威。
顧承宇作為特邀的青年企業家代表，坐在角落，全程沉默。
他既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慷慨激昂地探討“智慧維穩”的前景，也沒有對“情緒引導”的技術大加讚賞。
會議開始前，他唯一的動作，是讓助理給每一位與會者都贈送了一支包裝精美的鋼筆。
筆身是磨砂黑，沉甸甸的，很有質感。
眾人隻當是尋常的會議紀念品，禮貌性地收下。
沒人注意到，那冰冷的金屬筆帽內側，用激光蝕刻著一個微型二維碼，比米粒還小。
會議中場休息，有人出於好奇，或是不經意間，用手機掃了那個碼。
沒有跳轉到任何公司主頁或產品介紹。
手機屏幕亮起，直接開始播放一段經過處理的音頻。
音頻的背景是一片嘈雜，像無數個聲音被強行揉捏在一起。
一個經過變聲處理的嘶啞聲音響起：“他們說我有偏執型人格障礙，因為我舉報了領導。他們給我打針，讓我吃藥，說是在‘淨化’我的思想。”
另一個年輕些的聲音，帶著哭腔：“我隻是在網上說了幾句抱怨的話，就被送進‘情緒優化中心’。他們每天讓我背誦積極語錄，一遍一遍地寫思想彙報，直到我寫的和他們要求的一模一樣。我忘了我最初想說什麼了……”
一個又一個聲音，來自不同的年齡，不同的地方，講述著相似的經曆。
他們是律師、是記者、是學生、是家庭主婦……音頻的最後，所有的聲音被合成為一個冰冷而空洞的合聲，一字一頓地問道：
“你們管這種悄無聲息的死亡，叫做社會穩定？我們管這，叫做窒息。”
會議室裡，氣氛瞬間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