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夏天，小興安嶺深處的曙光林場悶熱得像個蒸籠，蚊子嗡嗡成團，撲在工人們裸露的皮膚上，又很快被滿是老繭的手掌拍碎。林場俱樂部裡，吊扇有氣無力地轉著，攪不動濃稠的熱浪和煙草的雲霧。銀幕上，《林海雪原》正演到高潮處——少劍波帶領小分隊在皚皚雪原設伏，等待座山雕的土匪鑽入包圍圈。
放映員小李抹了把額頭的汗，調整了一下膠片機。他今年二十二歲，頂替父親的工作來林場才半年，還不太習慣山裡這種與世隔絕的生活。當他低頭檢查下一卷膠片時，忽然覺得銀幕上的畫麵有些不對勁。
雪原上，我軍戰士身穿統一的棉軍裝，靜臥在雪地裡。但在隊伍最右側，靠近一片白樺林的地方，隱約多出了幾個人影。小李眯起眼，那些人穿著破舊的、深色的棉襖，不像製式軍裝，倒像是林場老倉庫裡那些五十年代的勞保服裝。
膠片輕微卡頓了一下。
就在這一刹那，銀幕上那幾個額外的人影——大約五六個——齊刷刷地轉過頭來，直麵鏡頭。他們的臉凍得發紫，嘴唇乾裂，眼睛深陷在眼窩裡，卻統一地咧開嘴，露出一種僵硬而詭異的微笑。那笑容不像表演，更像屍體在冰裡凍久了麵部肌肉產生的扭曲。
小李手一抖，差點打翻桌上的水杯。
他慌忙看向台下。長條木凳上，百餘名伐木工人正看得入神，有人叼著煙卷，有人磕著瓜子，沒人表現出任何異常。前排的林場主任甚至跟著電影裡的對白輕輕哼唱著《打虎上山》的調子。
“你們...沒看見嗎？”小李低聲自語，聲音淹沒在電影配樂中。
畫麵已恢複正常，小分隊發起衝鋒，槍聲大作。
小李後背發涼，汗珠順著脊椎往下淌。他記得清清楚楚——《林海雪原》裡根本沒有這個鏡頭。作為放映員，這片子他放過三次，每次的膠片都是從地區電影公司統一調撥的。
電影終於在一片掌聲中結束。工人們伸著懶腰站起來，議論著劇情往門口走。小李機械地收拾設備，耳朵卻捕捉到了前排幾個老工人的對話。
“老董，你瞧見沒？剛才雪地裡埋伏那一段，邊上那幾個人...”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工人壓低聲音說。
“看見了，像，太像了...”被稱作老董的深吸一口煙，煙霧繚繞中他的臉色凝重，“特彆是左邊第二個，那眉眼，不就是當年勘探隊的周技術員嗎？”
“瞎說什麼呢！”旁邊的另一人打斷他們，“大晚上的，彆講這些不吉利的。”
“我眼沒花！五三年進山那支勘探隊，臨走前還在咱們這兒住了一宿。周技術員給我媳婦修過表，他那張臉我記得清楚！”
小李站在陰影裡，心臟狂跳。
當晚，小李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林場檔案室。管檔案的老馬是林場的“活曆史”，在這呆了快三十年。
“勘探隊？”老馬推推老花鏡，從一堆發黃的資料裡抽出一個薄薄的文件夾，“五三年確實有一支省裡的勘探隊在這裡失蹤了。七個人，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小李翻開文件夾，裡麵隻有幾張泛黃的登記表和一張模糊的集體照。照片上，七個年輕人站在林場門口，意氣風發。而站在最右側的那個戴眼鏡的年輕人，與昨晚他在銀幕上看見的其中一張臉，幾乎一模一樣。
老馬壓低聲音：“當年搜救了兩個月，什麼也沒找到。後來上麵下了封口令，不許再提這事。有人說他們在山裡遇了難，也有人說他們越境去了北邊...誰知道呢。”
“那電影裡怎麼會...”
“小夥子，”老馬深深看了小李一眼，“這老林子裡，有些事說不清。咱們林場俱樂部那台放映機，文革前放的都是蘇聯老片子，後來有一半被定為‘毒草’。那些膠片現在還在地下室堆著呢。”
小李決定去地下室看看。
推開生鏽的鐵門，一股黴味撲麵而來。地下室裡堆滿了廢棄的桌椅、標語牌和成箱的舊資料。在一個角落，小李發現了十幾個電影膠片的鐵盒，上麵貼著標簽——《列寧在十月》《靜靜的頓海》...還有一盒沒有標簽，盒蓋上用粉筆寫著“53.8？檢”。
小李打開那個無標盒，裡麵裝著一卷看起來相當古老的膠片。他小心翼翼地將膠片裝到便攜看片器上，轉動搖柄。
開始的畫麵是林場的俯瞰鏡頭，明顯是幾十年前拍攝的。接著是一些日常勞動場景，然後畫麵一轉，是一支小隊背著儀器進山的跟拍。他們穿過白樺林，在齊膝深的雪地裡艱難前行。突然，畫麵劇烈晃動，似乎攝影師摔倒了，當畫麵穩定下來時，鏡頭對準了隊伍前方——幾個穿著厚重冬裝的人回頭看向鏡頭，臉上露出微笑。
正是小李在《林海雪原》裡看到的那幾張臉。
不同的是，在這卷膠片裡，他們的笑容自然、鮮活，充滿朝氣，與昨晚看到的詭異微笑形成鮮明對比。而在膠片最後一段，畫麵全黑，隻有聲音——一陣急促的喘息和腳步聲，然後是幾聲模糊的叫喊，聽起來像是“不要過去”和“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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