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沒人願意去那棟樓。趙大勇隻好答應加錢，好說歹說才把人湊齊。
再到那戶人家，感覺完全不同了。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壓抑，儘管陽光從沒有窗簾的窗戶直射進來，卻感覺不到溫暖。
昨天被砸碎的婚紗照還躺在地上，趙大勇小心地撿起來，翻到背麵，發現相框夾層裡似乎有東西。他拆開殘破的背板，取出了一本薄薄的紅皮日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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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啥？”瘦猴湊過來。
趙大勇翻開日記本，娟秀的字體記錄著一段被遺忘的往事：
“1988年10月15日：今天和李明去拍了婚紗照，就在他工作的抽油機旁邊。攝影師說我們是最般配的一對。李明說等油田這次技改完成，我們就去北京旅行結婚...”
“1988年11月3日：婚房布置好了，一切都是紅色的，真喜慶。李明媽媽執意要按照老規矩貼滿喜字，說這樣能驅邪避災，保佑我們白頭偕老。”
“1988年11月20日：李明被選上參加緊急搶險任務，說油田有口井出現異常壓力。我擔心得睡不著，再過一周就是婚禮了...”
日記在這裡中斷了。
後麵幾頁被撕掉了，隻在最後一頁找到幾行模糊的字跡，像是被水滴打濕過：
“他們不讓我見他最後一麵...井噴太慘了...連個完整的身體都沒留下...婚禮變成了葬禮...李明，我會永遠保持我們的婚房，就像你還在我身邊...”
趙大勇合上日記，久久無言。他走到那堆被砸碎的家具前，撿起一個破損的紅喜字，輕輕拂去灰塵。
“頭兒，還拆嗎？”瘦猴小聲問。
趙大勇沒有立即回答。他想起自己結婚時的樣子，也是這樣的紅喜字，也是這樣充滿希望的開始。二十多年過去了，妻子病逝，兒子去南方打工，他自己從采油工變成了拆遷隊長。生活的變遷，就像這座城市一樣，新的覆蓋舊的，沒人關心底下埋藏著什麼。
“拆，”他終於說，“但要先把這些東西收拾好。”
工人們默默行動起來，不再像之前那樣粗暴。他們把婚紗照、紅喜字、日記本和其他還能辨認的物品小心地收集起來，放在一個紙箱裡。
趙大勇走到陽台，掏出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老劉，你是在油田檔案館工作嗎？幫我查個人，叫李明，應該是在1988年11月底的一次井噴事故中遇難的...”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然後是敲擊鍵盤的聲音。“有這麼個人，李明，1988年11月22日在南三區搶險時遭遇井噴，與另外兩名工人一同遇難。才二十四歲，本來下周就要結婚的...”
“他未婚妻呢？有記錄嗎？”
“隻有個名字，叫王雅娟。事故後她精神受了刺激，一直不肯接受李明已經死了的事實。據說她保持了婚房原樣，每天都去打掃，就像在等新郎回來。後來她家人搬走了，她本人好像進了精神病院，十年前去世了。”
趙大勇掛掉電話，走回房間。工人們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正等他下令。
“今晚收工吧，”他說，“明天再來。”
那天晚上，趙大勇又夢見了那場婚禮。但這次，有了聲音。他聽見新娘對身邊的空氣輕聲說：“他們知道了我們的故事，李明，有人記得我們了。”
新郎的身影在夢中若隱若現，點了點頭，然後兩人一起望向趙大勇，微微一笑，漸漸消散。
第二天清晨，趙大勇帶著工人們和那個紙箱，去了大慶油田烈士紀念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他們找到了“李明”二字。
趙大勇把紙箱放在碑前，點燃了一支煙插在土裡。“安息吧，”他輕聲說，“你們的婚房雖然拆了，但有人會記得。”
回到拆遷現場，趙大勇最後一個離開那個房間。在關上門的前一刻，他仿佛看見房間恢複如初，紅喜字鮮豔奪目，那對年輕人並肩坐在床邊，對他點頭致謝。
門關上了。
一周後，樓房變成了一片廢墟。趙大勇站在瓦礫前，手機響了，是兒子從南方打來的。
“爸，我下個月結婚，你能來嗎？”
趙大勇望著那片曾經是一個婚房的廢墟，輕輕答道：“一定去。”
風吹過廢墟，卷起一片殘破的紅紙，那是一個褪色的喜字，在冬日的陽光下，像一滴血，又像一團火，在記憶中永不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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