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哲宗趙煦親政的那一刻，他決定召回那些曾被元佑年間貶謫的新黨官員們，一場廢除舊法、複辟新法的政治風暴席卷而來。在這場權力博弈中，新黨人士趁機發難，對舊黨勢力展開淩厲打壓，掀起了一係列駭人聽聞的文字獄案件，給宋朝政局帶來了深重的動蕩與裂痕。其中，除了眾所周知的太皇太後高滔滔案之外，同文館之獄更是以其複雜離奇和影響深遠而載入史冊。
這個案子不僅牽扯到了昔日元佑年間的舊黨領袖宰相劉摯，更意外揭露了一樁意圖顛覆宋哲宗趙煦帝位的驚天陰謀，使得整個朝廷上下為之震動不已。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如此大案在一片喧囂之後竟草草收場，即便是廢帝謀反這樣的嚴重指控，最終也未能深入追究，此事令眾人無不感到錯愕萬分。
同文館之獄發生在紹聖初年，正是宋哲宗趙煦剛剛握緊權柄、召回新黨乾將的重要時刻。在這個紛繁複雜的陣營中，有一名新黨成員蔡謂尤為引人注目——他是宋神宗時期新黨宰相蔡確的兒子，同時也是舊黨重臣馮京的女婿。因馮京在元佑更化期間拒絕了司馬光的召喚，未參與廢除新法的鬥爭，從而在趙煦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遺憾的是，馮京在趙煦親政後不久便駕鶴西去，趙煦親自前往馮府致祭。而蔡謂則瞅準這一時機，借著嶽父家喪之際向趙煦提出了麵見請求，為這場波詭雲譎的政治風波埋下了新的伏筆。
蔡謂覲見趙煦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深沉而執著的意圖——為父親蔡確洗雪冤屈、恢複名譽。想當初，年僅九歲的宋哲宗趙煦登基，朝政大權卻掌握在太皇太後高滔滔手中。高滔滔主政後，力推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勢力上位，誓要廢除新法並全麵排擠新黨成員。在這場政治風暴中，身為新黨魁首的蔡確自然成為眾矢之的，不僅官職被貶黜，宰相之位也被剝奪，更因一首《遊車蓋亭》詩卷入了一場著名的文字獄案。舊黨借機指控蔡確詩中有譏諷朝廷之意，導致他被貶至偏遠的英州任彆駕，並進一步流放到新州，最終客死異鄉。
蔡謂此次麵見趙煦，便是希望借助皇帝親政的機會，徹底顛覆這一不公案件，為父親平反昭雪，還其一個公正的曆史評價。而在申訴過程中，蔡謂還透露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秘密，牽涉到了前舊黨宰相文彥博的兒子文及甫。
據蔡謂所述，其叔父蔡碩曾與永州監倉邢恕關係密切，並透露了一個隱藏在信函中的驚天秘密。雖然邢恕後來轉向新黨陣營，但早年間他卻是舊黨的成員，與不少舊黨官員私交甚篤，其中就包括文及甫。一封來自文及甫的密信揭示了一場涉及元佑年間舊黨宰相劉摯的陰謀。由於文及甫與劉摯政見不合，遭到劉摯借權勢排擠出朝廷，內心憤恨不已。他在信中向邢恕傾訴心聲，提及了劉摯曾試圖聯手高滔滔廢黜趙煦皇帝之位的驚人言論。
這起案件波及範圍極廣，不僅牽扯到了高滔滔的心腹太監張士良和陳衍等一眾親信，更將許多舊黨大臣拖入旋渦。當趙煦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返回宮中緊急召見了新黨領軍人物——宰相章惇和諫議大夫安惇商討對策。在二人的建議下，剛剛回到權力中心的戶部尚書蔡京被任命負責徹查此案。
蔡京迅速采取行動，下令逮捕了劉摯並將其囚禁於同文館內嚴刑逼供，意圖將其定罪為謀反。與此同時，蔡京傳喚了文及甫，針對那封信件進行詢問。儘管文及甫承認對劉摯懷有深深怨念，但他矢口否認劉摯曾策劃廢帝之事。
在封建社會裡，謀反可是株連九族的大罪，曆史上鮮有輕縱的例子。新黨深知這是一個扳倒舊黨的絕佳時機，於是邢恕趁機聲稱原信已經遺失，並一口咬定文及甫在信中確實提到了劉摯圖謀廢除趙煦皇位的計劃。這一舉動使得原本撲朔迷離的案件更加詭譎莫測，真相究竟如何，成為朝野上下關注的焦點。
於是，蔡京為了坐實這場所謂的謀反案，將大量舊黨官員拘捕至同文館內嚴刑逼供，意圖通過殘酷的手段迫使他們承認罪行。這一行動持續了一年有餘，期間蔡京與章惇等人對以劉摯為首的舊黨官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打壓和迫害。儘管如此，包括高滔滔的心腹太監張士良、陳衍在內的眾多朝廷內外要員遭受了嚴厲審訊，但蔡京始終未能如願獲取到直接證據來證實這起驚天陰謀。
隨著時日推移，案件進展陷入僵局，由於缺乏確鑿證據，案件無法順利結案。最終，在舊黨勢力的運作下，向太後出麵為高滔滔說情，並得到了趙煦的默許，決定草草結束此案。結局是張士良在獄中離奇死亡，陳衍被判處死刑，而劉摯及其子孫則被流放至新州。
這段曆史記載在史書中顯得撲朔迷離，讓許多研讀史書的愛好者感到困惑不解。首先，雖然信件的存在被提及，但關鍵物證——那封來自文及甫的信卻未曾出現，因此整個事件被外界普遍視為新黨利用權勢構陷舊黨的政治鬥爭。其次，牽涉到廢黜皇帝這樣重大的謀反案，按理不應如此輕率地結案，若真要徹查此案，應當對劉摯任宰相時期的所有舊黨官員進行排查，找出可能知情者。然而，其中提到的關鍵人物蔡碩並未受到調查，他的生死去向至今成謎。最後，此案波及範圍之廣，卻沒有皇族或外戚作為替罪羊站出來承擔責任，這一點異常且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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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深入挖掘此案，首要之務無疑是查證高滔滔廢黜趙煦後意欲扶立的皇位繼承人。根據此前兩起關於高滔滔密謀廢帝的案件線索，接班人的焦點很可能指向了雍王趙顥，而高家勢力亦難逃乾係。然而，在新黨主導的調查過程中，趙顥與高氏家族卻均未被嚴格審查，這在邏輯上顯然有悖常理。
如此重大的謀反案，處理得如此草率，讓人不得不懷疑這是新黨借機對舊黨進行政治報複，捏造罪名。章惇和蔡京作為精明老練的政治人物，按理說不會留下如此明顯的破綻。若真有這樣的疏漏被堂而皇之地記錄於史冊，那麼這個案子恐怕就不會輕易收場，而是會引發更大規模針對舊黨的清算行動。
透過史書記載的種種矛盾之處，可以推測此案背後隱藏著更深的秘密。從整個案件的發展軌跡及審判環節中的諸多漏洞分析，很可能是宋哲宗趙煦暗中授意推動。首先，揭發此案關鍵信息的蔡謂及其叔父蔡碩竟然都沒有成為審查對象，這一點顯得極為異常。要知道，蔡謂正是將此信息告知趙煦的人，而在正常法律程序中，他本應是案件的重要關聯人或證據者。趙煦下令設立專案審訊，理論上應該要有明確的原告與證人存在，但此案中既沒有正式的原告起訴，也沒有可靠的證人出庭作證，甚至連最關鍵的原始書信證據也不翼而飛。
這樣的巨大漏洞，絕非邢恕一人能夠輕易掩蓋，更暗示著此案背後可能有著更高層的策劃和操縱。而這其中最為離奇的一點在於，不僅缺失原告、證人，連核心物證都消失了，這讓整個案件更加撲朔迷離，疑雲重重。
許多人都將此案歸咎於新黨的集體陰謀，卻忽視了最初推動案件的正是趙煦本人。若無趙煦點頭同意，章惇和蔡京怎會有理由展開如此大規模的調查行動？從這一角度來看，此案很可能是趙煦效仿宋神宗利用烏台詩案陷害蘇軾的手法，故意編造出來的故事。他敏銳地捕捉到舊黨內部文及甫與劉摯之間的矛盾，並以此為突破口炮製此案，其真正意圖是徹底打垮舊黨，以便新黨獨掌朝政，穩固自己的皇位。
在查案過程中，趙煦並不急於查明所謂的謀反案真相，反而默許蔡京不斷擴大打擊麵，但這些打擊始終局限在舊黨成員範圍內，使得趙顥、高家後人等皇族勢力得以置身事外。經過一年的持續打壓，舊黨主要官員大多被逐出朝廷，新黨領袖章惇等人完全掌握了政權大權，此時謀反案已達到預期目的，可以宣告終結。由於這個案子本就是子虛烏有，所以趙煦也無需再堅持深究，選擇草率收場。因此，整個案件的處理留下了諸多疑點和漏洞，以至於史書上的記載也是破綻百出。
有一個關鍵問題不容忽視憑什麼斷定這場謀反案純屬虛構呢？通過仔細研讀史書記載，我們可以發現，要證明這場謀反案的真實性幾乎不可能。按照曆史記錄，在蔡碩聲稱從邢恕處見到文及甫書信時，邢恕的官職是永州監倉。而根據邢恕的官場履曆，他在元佑更化時期因遭舊黨報複，才從起居舍人的職位上被貶至此，這就讓人對這封引發軒然大波的信件真實性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根據曆史檔案記載，邢恕的官途頗為曲折，在元佑四年遭受貶謫，先被外放到隨州擔任知府，接著又輾轉汝襄、河陽等地任職，直到後來才成為永州監倉。按照這樣的降職流程推斷，邢恕在永州監倉任上最早也得是元佑五年下半年，甚至可能是元佑六年之後的事。
與此同時，文及甫的命運也在元佑六年末發生轉折。彼時，其父文彥博退隱，他也隨之被貶為集賢殿修撰，並出知河陽。然而短短數月後，即次年九月，文及甫又被朝廷召回京城，受命擔任太仆卿，並暫時代理工部侍郎一職。據此分析，文及甫給邢恕寫信的時間窗口很可能落在了元佑七年上半年。
回到那個時間段的曆史背景中，宋哲宗趙煦當時已十六歲，儘管他內心對太皇太後高滔滔把持朝政心存不滿，卻無力改變現狀，隻能保持沉默。雖然按年齡和製度來說，趙煦已經具備親政資格，但許多主張歸政的中立大臣的奏請都被高滔滔壓下未予采納。
為了緩解帝後之間的緊張關係，高滔滔采取了一些妥協措施，如提升趙煦生母朱太妃的政治地位，以此展示自己無意長久攝政。同時，高滔滔還試圖修複與舊黨的關係，希望趙煦在親政後仍能沿用舊黨人士。如此情境之下，若高滔滔策劃廢黜皇帝，無疑是自尋死路，因為這不僅會引發宮廷內亂，更會激起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對，與她當時的權宜之策背道而馳。因此，從史實推理來看，這個所謂的“謀反案”在元佑七年幾乎不可能存在。
在同一時期內，儘管劉摯身居宰相高位，但他的日子過得並不順遂。司馬光去世後，舊黨內部分崩離析為洛、蜀、朔三派，而劉摯作為朔黨的領軍人物走馬上任宰相之職。然而，他甫一上位便受到其他兩派的猛烈攻擊，根本無暇去策劃一場廢黜皇帝的大陰謀。史書記載，劉摯在元佑六年登上了宰相之位，卻在元佑七年底被彈劾罷免，實際執政時間僅一年多些。若真有此案，根據文及甫的時間線索，案件應發生在元佑六年的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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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此刻，恰恰是舊黨內部鬥爭最為激烈的時候，文及甫身為政敵洛黨的成員，如何能獲取到朔黨內部關於廢帝的秘密計劃？這一係列推理讓人不得不懷疑所謂的謀反案極有可能是宋哲宗趙煦一手導演的鬨劇。趙煦利用蔡謂控訴舊黨的機會，擴大打擊麵，以期將舊黨勢力徹底趕出朝廷。
由於這個案子子虛烏有，趙煦最後隻能讓蔡京草草地結案，並且必須避開牽扯皇族和高家的人士。因為在之前對付高滔滔的案件中，趙煦曾向朱太妃承諾不再追究舊事，這時候再針對高家無疑會顯得背信棄義。因此，這個看似驚天動地的廢帝大案最終草草收場，其處理過程中的粗糙與倉促，無不顯示了此案的真實麵目——一場虛構的政治陷害。
正因如此，史書對此案記載含糊不清，無法自圓其說，隻得照搬當時朝廷的官方文件敷衍了事，以此來掩飾真相，維護表麵的穩定與秩序。
這場案件如同一顆深埋的定時炸彈，其影響力如漣漪般擴散開來，進一步加劇了宋朝黨派之間不擇手段、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氛圍。如果說宋神宗時期炮製烏台詩案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那麼趙煦便是緊隨父輩步伐，將這種殘酷無情的手腕推向極致，使原本已經破損不堪的政治博弈規則更加支離破碎。
隨著時光流轉至宋徽宗年代，那曾經約束朝臣間鬥爭的規則已蕩然無存，群臣在權力角逐中無所不用其極，整個朝廷陷入了空前激烈的內鬥漩渦。這樣的惡性循環猶如癌細胞般侵蝕著宋朝的肌理，導致國家內部的消耗和腐敗愈發嚴重，如同慢性毒藥般逐步拖垮了王朝的生命力。最終，宋朝在這場曠日持久的內耗中耗儘元氣，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覆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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